盡管存在交叉抵抗機制，但阿比特龍與恩雜魯胺的序貫新型激素治療（NHT）是臨床常用治療模式。阿比特龍上市更早，且安全性占優，故阿比特龍→恩雜魯胺的治療順序更為常見，而恩雜魯胺→阿比特龍的方案相對較少，但目前還缺少對兩種治療順序的頭對頭研究。

從羅教授所在的 JHP 的經驗來看，無論是第 2 個藥物的 PSA 反應率，還是兩個藥物的總體反應率，阿比特龍→恩雜魯胺均優于恩雜魯胺→阿比特龍；而在復合 PFS 的比較中，前者似乎有更優的趨勢（19.53 vs. 13.02 個月，P = 0.08）。日本的一項研究也發現，阿比特龍→恩雜魯胺治療的 PSA-PFS 優于恩雜魯胺→阿比特龍。

當然，這些初步結論是基于單中心、小樣本的回顧研究得出，尚需多中心、大樣本、前瞻性研究的驗證。若上述結論得證，可能與兩種藥物初治后的 AR-V7 陽性率以及 AR 基因突變率、擴增率等的差異有關，這些都是進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。

雙極雄激素治療（BAT）是前列腺癌治療研究的另一熱門方向。在 ADT 后，前列腺癌細胞出現 AR 表達增加，此時給予高劑量睪酮可使原已習慣于低睪酮水平的癌細胞死亡；BAT 正是基于此原理，在維持 ADT 的基礎上間斷給予高劑量睪酮，使睪酮水平在近似去勢水平至超生理水平之間快速循環。JHP 的最新研究表明，BAT 能使 CRPC 對雄激素去除治療再敏化，這意味著 BAT 可能「消除」治療抵抗，使阿比特龍再度應用成為可能。

生物標志物在 CRPC 理想治療中的作用

在當前的治療環境下，預后生物標志物作用有限，無法對實際的治療選擇構成指導；預測生物標志物更具可操作性，可預測疾病對某種治療的反應或抵抗，有助于治療方案的選擇或調整，包括 AR-V7、AR 拷貝數增加、AR 突變、DNA 修復缺陷等。